【环球时报驻英国特约记者 孙微】我曾认为英国人的做事方式才是正确的,后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社会,我所有的信仰被挑战了;
当一个文明开始时,你会发现它就像一粒种子,慢慢长成一棵大树,如果你想了解现在的中国之树,或者现在的英国之树,就应该去追溯该文明的种子;
亨廷顿的书对某些美国官员而言是《圣经》他在书的结尾说,应阻止中国追上我们。但即便那时,他也表示为时已晚。
文明,这是最近颇受关注的一个词和话题。前不久,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将美中关系视作“文明较量”,该言论一出便受到各界批评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5月中下旬,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,凸显中国对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视。究竟该怎么样看待当今世界存在的不同文明?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近日专访了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。麦克法兰是著名人类学家、历史学家、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、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,专注于现代世界诸起源及特性的比较研究,最近他的新作就集中在这一领域:《中国、日本、欧洲和盎格鲁世界:关于四种文明的比较研究》(China, Japan, Europe and the Anglo-sphere, A Comparative Analysis)。
麦克法兰:学术界的很多作品,其实是关于作者在生活中的遭遇和经历。我出生在印度,年少回到英国,通过学校和家人的教育,学会怎么样成为英国人。我曾认为英国人的做事方式才是正确的。在大学和博士研究期间,我学习历史,接受史学家的训练,之后又成为人类学家。在尼泊尔从事研究工作时,我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社会,它挑战了我所有的信仰。大约15年后,我应邀去日本讲学,再次经历文化冲击。又过了15年,我开始每年前往中国访问,当然又经历了文化冲击。所以,我亲身经历过三到四种不同的文明。
生活在英国,我一直知道英国和欧洲文明是不同的。英国和美国是一种文明,我们叫做盎格鲁文化圈。我们与欧洲国家的宗教、文化、家庭、教育制度都很不一样,这是很多英国人要求脱欧的深层次原因。
有了这些经历后,我想是不是应该写本书把它们比较一下,而且要写得足够简练,让处于不同文明中的普通人都能读懂,这样能帮大家更好地了解对方。我写这本书是一种有意识的尝试,与亨廷顿的《文明的冲突》相反,我的书是关于文明的和谐。
麦克法兰:因为中国太重要了。中国正走在变成全球上最强大国家的道路上,而且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,它都是最强大的国家。对西方人来说,了解这个伟大的文明很重要。不论是从历史、文化、商业还是教育的角度,西方人都应该了解中国。
了解一种文明,往往需要四五把钥匙来解密。法国比较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《论美国的民主》中,将美国与英国做比较,同时在心中又与法国对比,从文明的角度进行探讨。当一个文明开始时,你会发现它就像一粒种子,慢慢长成一棵大树,如果你想了解现在的中国之树,或现在的英国之树,就应该去追溯该文明的种子。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中国的种子是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时播下的。秦始皇不仅在军事和政治上统一了中国,而且建立了一种在任何文明中都不曾存在过的新的统治形式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。统治阶层不单单是军人或封建主,而且大部分是受过教育的文官。这样的政府形式历经各种入侵和变化,但从根本上没改变,所以中国是地球上唯一一个由知识精英团体来统治的文明。
历史上,英国的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由上流社会继承和中产阶级管理,法国由军队和教会等管理,而印度是种姓制度。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结构,这影响了其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,包括教育系统。教育体系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基础,历史性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制度。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,中国人的群体还可以依照读书人(士)和非读书人来划分。从那时起,中国的发展轨迹就与其他世界文明迥然不同,帝国体制从最高层向下授权,它现在在很多方面还影响着中国。
理解中国的另一把钥匙,是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宗教体系。西方社会是以基督教或教、犹太教为基础的,这些都是一神教,由一位神来控制一切。而中国有很多宗教,也能说没有。中国有儒家思想、道教、佛教、祖先崇拜,所有仪式、信仰混合在一起又相互宽容。我第一次看到并理解这种混合与宽容的信仰模式,是在一个偏远的喜马拉雅山村庄,在那里,我作为一个来自基督教传统国家的人很是惊讶。我看到他们先在自家祭拜祖先,然后出去做印度教仪式,之后拜了佛。这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任何问题。
中国在宗教上非常宽容,因此从来就没像西方那样进行布道。虽然现在有孔子学院,但中国政府并不想让世界成为儒家或佛教的世界,中国对此不感兴趣。我们生活在一神教的世界,而中国人生活在信仰的混合体中,这是要说明的两个关键。
环球时报:提到文明,前不久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有关中美“文明冲突”的说法引起很大争议,您怎么看?
麦克法兰:我认为这绝对是愚蠢的,也是很危险的。亨廷顿的书对某些美国官员而言是《圣经》,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很多政策,例如建墙、加征一定的关税等都间接来自它。1997年亨廷顿在书的结尾说,中国是一个巨大威胁,应该阻止它追上我们。但即便那时,他也表示没希望了,为时已晚。于是他建议找到那些想要破坏中国(发展)的人,世界各地持不同政见的团体,或者中国国内想要推翻政府的人,给他们援助和金钱。
美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,即10年或20年内,它将不会是最强大的经济体。这并不重要,因为现在的世界不是以旧的方式分裂成民族国家,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基础原理是:贸易与合作才是双赢的。特朗普起家于房地产,他根本不懂经济学。他认为这是一场对抗的战斗。事实上,亚当斯密说,你应该与人交易,因为他们对你有利,所以你们一起工作。这是他的哲学的基础协作与合作。这才是通往辉煌的道路。
环球时报:您第一次去中国是1996年,2002年后每年都去。您如何看中国的变化?您写过《现代世界的诞生》,会写一本有关中国现代化的书吗?
麦克法兰:我正在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。过去20年,我有幸和我的博士生及朋友们一起去中国,经历了这场非凡的改革。我去过中国的乡村、城镇和朋友的家。我在许多大学讲学,问任何我喜欢的问题,所以得以深入中国社会内部。
当然,每一年我们去中国,都感受到一个不同的中国。有朋友说,如果你离开北京几个月,回来便是一个不同的北京。这样的变化速度是惊人的。从1996年到2002年,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,而之后它的发展速度和变化慢慢的变快,甚至是指数级的。
我用录像、照片、日记、对话等方式记录了中国的变化,将来我想写一本多媒体式著作,里面有文字,也有视频。我想记录下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。我是历史学家,研究过英国的工业革命等世界发展史。我认为近年来在地球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,就其物理效应和其他影响而言,都没有中国在过去20年里所发生的那么大,这将改变整个未来。
环球时报:在一些美国人当中,流行美国赐予中国现代化的说法,去年有美国领导人公开说“过去25年,是我们重建了中国”。对于中国的发展成就,美国起到的作用有多大?
麦克法兰:1996年我们去北京时,还没什么美国印迹,车是德国大众,很多舶来品来自其他几个国家。英国人早在美中建交前就已经与中国合作了。人们对美国重建欧洲的“马歇尔计划”记忆犹新,所以很多人可能认为美国帮助中国实现了重建,但其实可能只有10%或者20%(归功于它)。美国的逻辑是,既然是他们重建的,他们就有权力摧毁它。
麦克法兰:我有朋友为华为工作,他们说华为的确有一些缺点,但并不比其他任何一家科技公司多,许多美国软件公司有同样问题。特朗普说华为构成安全威胁,但一直没拿出确凿证据,他之后的言论又称华为问题能是贸易协议的一部分。很明显,这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。
我想强调的是,中国政府必须非常谨慎地表明立场,因为无论你做什么、说什么,都会被以最糟糕的方式曲解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,当你制定实际政策时,你必须低调行事。这是非常擅长的,他没说我们要成为头号经济强国,他说我们只是想让这一个地区的人们更快乐、更富有。
麦克法兰:由于脱欧,英国现在在很多问题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,与此同时,特朗普总统每天都在改变想法。英国政府如果明智,会找到一种方法来满足中美两边。华为有些技术很棒,也是我们应该的,但得确保它不进入敏感领域,我们应该对这些部分来控制。当然这很难,如果你能说服人类能在中间建道防火墙,确保一方面我们大家可以与中国很好地合作,而又不涉及核心安全问题,那么这将是一个解决方案。
环球时报:英国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中扮演什么角色?意大利已经宣布加入,英国会是下一个加入的G7国家吗?
麦克法兰:我希望英国能加入,大家都明白我们是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(西方)国家。但我怀疑,出于某些政治原因,我们可能很难正式公开宣布加入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。换句话说,我猜测英国会同意一些合作,但不会说我们是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成员。实际上,始于中国的火车已经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开往英国了。
当我的中国朋友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时,我总是建议英中两国把更多精力放在文化交流上,打造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彩虹,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方面,例如音乐、艺术、文学、哲学、教育等。中国有着古老的文化、文明,和英国一样重视花园、诗歌、文学,我们大家可以交流和分享的事情有很多。
中英两国领导人曾签署一项关于两国文化交流的协议,中国可以将其扩展到所有其他文化体,包括欧洲、非洲等,同时从非洲、欧洲等地带回有价值的东西。在这样的文化“一带一路”或文化彩虹方面,可以大有作为。因此,英中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有着美好的未来,经济和技术交流自然会逐步跟进。